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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1.香港精神的演變：詮釋與反思
王洪、葉保強

甲篇經濟奇跡之後的香港精神
2. 「總有出頭天」對拼「中環價值」：香港經濟金融化的社會衝擊
李劍明、鄭正賢

3.重尋「制度自信」：回歸後香港經濟的制度退化與增長的最大制約
黃兆基

4.告別「創業精神」？香港回歸二十年來的檢視與分析
鄭宏泰、尹寶珊

乙篇身份危機與香港精神

5.本土與國族之間：後殖民香港電影還有自主策略嗎？
張少強

6.覺醒還是否定？文化遺產保育與地方身份認同建構
鍾謙

7.拒絕邊緣：進與退的廣東話
陸詠騫

8.九七回歸與華裔—南亞裔香港人共融精神的變易
李劍明、羅金義、郭儉

丙篇善治的挑戰與香港精神

9.港式政治態度的新危機：並存而不共融的倫理秩序
呂大樂

10.循序漸進與問心無愧：從政治修辭看管治階層思維的變易與窘境
莫家棟

11.捍衛人權法治的價值：機制與空間的日益敗壞
莊耀洸、徐嘉穎

12.再見理想？二十年來香港高等教育政策與學術生態
盧一威、伍世傑

13.回歸後香港對外事務自主性的虛妄：亞洲體育盛事之都的局限
朱博、李裕維

總論

14.離棄「人心」的「回歸」：政治化的污名與經濟化的困局
許寶強

 

序

國族命題與城市精神

　　我喜歡在課堂上給同學分享新加坡異見漫畫家Morgan Chua創作的一幅名作：1972年，即香港進入所謂「黃金歲月」的「麥理浩時代」的第二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身處「烏煙瘴氣」的香港紅燈區，僅剩單衣蔽體，一邊狼狽地拔足逃跑，一邊埋怨香港跟新加坡完全不一樣—Chua引用了李光耀的一句原話：「這裏什麼都可能發生，無人在乎，沒有人嘗試在香港建設一個國族（nation）。」（Chua, 2014, 102）差不多30年之後，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短短數年，李光耀訪港時接受電視新聞節目訪問，對香港的評論是：「（60年代）政府沒有感到要向市民負責，只是提供法治及保持社會秩序。市民則在山邊搭建小木屋居住。他們自己負擔自己的生活，並建設了現代的香港……。香港現已變得不同，不論是……，人們都希望政府給予賠償。」1 在另一個大學演講中又說：「今天，香港人政治上有較大發言權，但卻不像過去幾十年在殖民地總督治下那樣快活，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從前，他們接受英殖民地人民身份；現在，香港是一位華人做行政長官而非英人總督，香港人好像對此更少稱意。」（李光耀，2000）

　　據說，過去香港賴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我們不談政治，這種對政治「污名化」的提法到今天仍然是很流行的論調（見本書總論）。李光耀曾認為欠缺國族命題的香港一塌糊塗，但當國族命題主導香港之時，他又反指香港人期望過高、意見太多。當權者只在意國族政治的結果；香港大眾在意的除了結果，可能還有命題和議程的建構過程。不過說到國族命題，在這塊土地上無論是參與其中或置身事外，都只有無可奈何。在過去，各人對這座城市的認同和忠誠，都有著自圓其說的焦點和空間，今日在國族命題之下反而難以安身立命，變得不知所措。有時，國族命題不一定是問題本身，卻往往令難題變本加厲，又或令解難過程事倍功半；國族命題也曾經在我們思考前途所向時提供好些可能性，但又總是好景不常。

　　可以跟國族命題共享「平衡時空」，甚或共融、競爭、互補，而市民社會又可以有較大空間去維護保育、塑造經營的，會不會是城市精神？今天，全球有超過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二百年前這個數字大約只有3%；但是城市的歷史不會比國家短，甚至比大部分民族國家還要悠久（李家翹，2017）。在很久以前，城市已經不單只被視為用以遮風擋雨的物理建築群，而是涵意更為深遠的載體。其中一種經典提法來自Leo Strauss（1995），認為雅典和耶路撒冷分別像徵著西方文明的兩個傳統模式：雅典代表理性和民主管理的美德、代表對普通人的判斷的信任；耶路撒冷則代表對雅典模式這種世俗成就、關注的質疑，將宗教價值觀注滿人生成為終極目的。有些城市確實表達或優先選擇了一套被市民普遍相信、承認的價值觀，或可稱之為城市的精神或氣質，Daniel A. Bell 和 Avner De-Shalit 稱之為 civicism（也可譯作「市民精神」）。人們可以透過很多不同方式去看到城市的氣質是怎樣被塑造的，恢宏之如建築、歷史遺跡、交通運輸系統；制度之如治安控制、人權保障、移民政策、經濟發展、大學教育；微小之如街道的標示、不同食肆的分佈、什麼電影引起話題、舉辦什麼體育盛事、人們和媒體溝通傳播時流行什麼新詞潮語等等。以它們為基礎的城市氣質，影響著當地人的交往，更深遠地影響著他們對城市生活方式的愛惡和身份認同。在人們將全球化、同質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今天，civicism 作為城市研究者的重要視野愈來愈重要—許多人都想經歷、維持自身文化、價值觀的特殊性，缺少了它們，群體生活方式以至質素將會敗壞；當有人埋怨全球化令「國家」變得愈來愈千篇一律，甚至單調、技窮得只剩下民族主義去抗衡全球主義的時候，往往就由城市精神來「救駕」。

　　然而，我們引以自豪，要維護、經歷的香港精神到底又是什麼？人言人殊，或者就像呂大樂所言，提起「香港精神」總是讓人有種「半信半疑」的感覺（見本書第9章）。內地的《百度百科》也有「香港精神」一條：

　　香港精神是一種刻苦耐勞、勤奮拼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精神。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多少老一代的香港人身無分文，白手興家，發揮聰明才智，歷盡千辛萬苦，創造了今天的輝煌業績。今天的香港，面臨新的創業挑戰，正需要這種香港精神。

　　這定義自然令人憶起九七回歸之後五年，香港飽受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衝擊，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緊縮醫療、福利等多類公共開支以應付政府的財政赤字，提出香港人應該重拾當年胼手胝足自食其力共渡艱難歲月的「獅子山下精神」。這種提法有被批評為充滿統治者文過飾非的政治意圖，但弔詭的是在此後的十多年來，一方面不少論者認為那種精神價值早已消退、不合時宜（例如梁款，2004；許煜，2009；區家麟，2014）；但另一方面，每當政治、社會矛盾出現之際，這個文化符號卻又彷彿被招魂似的從不缺席於有關本土論述的話語之中。「香港精神」另一個令人半信半疑版本始自飽受沙士疫潮打擊之後的2004年，由三百多位學者和專業人士提出的〈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八項。如果核心價值是一套有機構成，這裏提的就讓人不無疑問，例如所謂「多元包容」，香港社會上一些人、事的多樣並存，卻不一定能做到在價值觀上包容共融（參看本書有關政治倫理的第9章和有關少數族群的第8章）；又例如所謂「人權法治」，香港人「崇拜」法治制度，卻不一定堅守人權原則和理念（參看本書第11章）。這些理念本來可以在市民社會領域詳加探討砥礪，不幸的是，事情後來卻變得「騎呢」不已（王慧麟，2012），而它的「騎呢化」似乎也是政治操作之過：為了推廣亞洲國際都會的「飛龍」標誌，特區政府定義的香港核心價值忽然添加了「機遇處處、追求卓越」；2010年為了在上海世博做推廣工作，曾蔭權特首又在核心價值的清單上加上「優質生活」；到了曾蔭權任期之末，有親政府輿論甚至將當年曾蔭權參選特首時的口號「做好呢份工」也算作香港核心價值之一種；「騎呢」之終極是數個月之後，唐英年參選特首時的金句：「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歸根究柢，所謂「香港精神」除了政治工具性、用來文過飾非的一堆口號和修辭之外，我們對它有足夠探索和反省了嗎？他到底是否曾經存在？因何、如何變易？回歸以前，劉兆佳教授在香港正值「黃金時代」高峰時期開展的「功利家庭主義」理論，將有關香港人市民精神的論述幾近一錘定音，廣受影響的社會科學學生何止一兩代人，也主導了不少精英階層成員對香港社會的理解；而在整個「大香港主義」令人頭昏目眩的1990年代，我們似乎都沒有為香港精神的論說下過苦功（曾經以香港為家的政治哲學家 Daniel A. Bell 卻將回歸前後的香港的 civicism 形容為沒有享樂的物質主義）。悟已往之不諫，要為後來的複雜多變去建構更為貼近民心民情的論述，難免工程浩大事倍功半。香港回歸20年，除了政制改革、「50年不變」之後前途是否自決等等爭論之外，是不是有更多同樣重要的精神面貌和關懷，在回歸前後一直在潛移默變，而不為大家所勤加述作？知來者之可追，經歷過前述那些有關「香港精神」的政治操作之後，我們是否應該暫且將目光移離高調的政治，重返社會、經濟、民生和文化視野，嘗試用更為敏銳和冷靜的目光去審視和檢討香港精神的流動和變易，為下一個世代的安身立命準備更開闊的反思？

　　作為導論，第1章全面地回顧了這些年來有關香港精神幾個重要主題的變易（包括身份認同、生活價值和態度，等等），並富批判力地反思要怎樣去為香港精神去蕪存菁。之後我們將相關探討擴展到三個範疇，首先不妨依循大家最習以為常的思路，從經濟領域出發。如果城市精神就幾乎等如市民最引以為傲的價值觀和態度，那麼回歸前的所謂「經濟奇跡」無疑是香港精神最重要的基礎之一。然而，本書第 2 章告訴我們香港大眾曾經堅信不疑的金融經濟—中環價值，以及英雄莫問出處—打工仔總有出頭天的信念，從過往彷彿相輔相成到近年來幾近相悖相克；第 3 章告訴我們理應被國族命題否定的託管經濟，回歸以來反而讓人懷緬，理應被受國族命題肯定的中港經濟融合，回歸以來反而讓人（也是）半信半疑，往日的制度自信到今天變得風雨飄搖；第 4 章告訴我們香港人曾經舉世知名的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過去20年來急速衰退。這些精神的變易跟國族命題相干不相干也好，但就是發生在國族命題高掛的影子之下。如果我們相信新時代的經濟管治已經不再局限於國家邊界之內，地方經濟日益遠離各自的國家經濟網絡而轉化成全球經濟網絡的某一個部分，而生產過程在不同的地緣位置呈現分散模式，所以經濟管治也向下轉移至次國家層次（例如城市）；在新時代要競逐的是城市網絡的聯繫（connectivity），提升匯集與影響人才、資本、知識和商品的流動或者轉型的能力，而轉變的本位與能動者，城市和城市網絡促使國家「去中心化」已是明顯的趨勢之一（沈旭暉、鄺健銘，2017），那麼，怎樣去爭取重新塑造這個領域的香港精神，不容延宕。

　　第二組文章聚焦於香港精神遭遇到關於身份危機的嚴峻挑戰，在國族命題之下這難題近年備受高度關注。四篇文章都不約而同地揭示了我們在國族政治過程中，對於身份認同的惶恐不安，面對種種變易幾近進退失據；同時警醒大家如何處變不惑，毋需在困擾中失去了尋求重新定位的想像。第 5 章告訴我們香港電影作為一門工業也好，作為市民精神的寫照也好，其實在本土與國族的二元桎梏之間還有好些策略讓我們摸索自主性。第 6 章語重心長地跟大家一起檢討回歸以來那種以否定國族命題為取向的文化遺產保育新興運動，意義上到底有多少局限，也提示了對生活遺產的地方身份認同建構可以開拓得到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乙篇的選題，我們特別緊貼 Daniel A. Bell 和 Avner De-Shalit 對市民精神塑造的方式的啟發，而第 7 章尤其明顯地要向 The Spirit of Cities: Why the Identity of a City Matters in a Global Age 之中寫蒙特利爾（Montreal）的一章作出迴嚮—國家語言和地方語言的矛盾反映了發生在國家內部的城市競爭，這種在回歸後愈見尖銳的磨擦在國族命題之下不單釀成嚴重的感情失控和社會衝突，也往往激發出持久的價值對拼，而這種價值對拼到底是有害還是有利於城市精神的文化創造？結果可不一定是獨沽一味。正如第 8 章也希望大家不要讓歷史想像輕易溜走，今天這個所謂「亞洲國際都會」對移民和少數族群欠缺包容、友善，其實並非歷史常態，回歸之前香港市民大眾有很多經歷和人情，都可以證明這座城市的精神，是建基在對於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上的認同和共融，而不是其他物質表徵的挑剔和計較。

　　回歸之後另一個讓大家最為搖首嘆氣的自是管治質素之不濟。有關香港的政治制度、領袖人物、政黨選舉等等的分析，不勝枚舉；本書在丙篇選取的卻是一些大家在談「善治」時有時候未及注意，其實是值得深思，而且都是跟城市精神關係相當密切的方面。我們在批評管治問題時都集中談論制度，第 9 章則提醒大家要認真反思，背後的政治倫理其實是多麼的缺乏共融性。這種缺失早在殖民時代已經潛藏，到回歸以來變本加厲，它是不是今天政治矛盾的精神根源？第10章也是批評政治運作，但同樣是超越制度，從比較殖民時期與回歸之後兩代管治精英的政治修辭的變易，去剖析政治價值觀的日漸衰敗，從而反證出今天政治窘境的精神根源。那麼，管治的革新應否就是從這裏著手？第 11 章全面詳盡地檢討回歸以來維護人權法治的機制的衰變，其實也同時反照著 20 年來我們在捍衛人權法治時那份對信念和理念的堅持又是否經歷著好些讓人憂慮的變化？如前所述，人才的彙集、孕育、轉化是新世代城市優勢是否得以壯大的關鍵之一，第 12 章檢視了 20 年來香港「大學之道」的式微之路，大學與本地社群之間作為命運共同體的關係日漸褪色，城市精神如何賡續？第 13 章帶引我們超越政治、經濟的表像，走向激動人心的運動場，看看個別優秀運動員「打不死」的香港精神的背後，這座城市在國際社會上曾經享有的自主精神，怎樣在回歸之後臣服於國族前題，諸多掣肘。面對凡此種種香港精神的變易，總論第14章理直氣和地表達希冀：回歸固然離不開國族命題，但更不應與人心離異，政治矛盾和民心的多元盼望應該是光明磊落地去理順，而不是以偏頗的經濟名義可以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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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輿論嘗試提醒大家，近年來在不少經濟領域的國際橫向評比之中，香港依然名列前茅。然而，如果城市精神是關乎自信、自豪與自省，那麼回歸20年來，為什麼身邊同行的沒有多少人不是感慨萬千？是不是正如呂大樂所言（2017），應該改變的改變不了，不應改變的卻變得令人措手不及，香港社會茫無方向地繼續航行？感激當中十多位在百忙和百感交集之中將想法整理成篇篇佳作在此跟讀者分享，情理並重（也感謝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的支持），衷心希望我們這一代和年輕一代有更多讀書人能夠抓緊時間和機遇，為新世代香港精神的探討砥礪盡心盡力。回歸五周年前夕，曾澍基老師訴說他遊覽比利時布魯殊（Brugge）的感慨，這座在中世紀僅次於巴黎的偉大航運、文化中心，今天只剩二千長駐居民，蕭條不已，全因全盛時期成功自傲而未知時代正出現巨變（2015a）。十周年前夕，曾澍基老師感慨更深，寫下文字千斤。容許我濫用主編的奢侈，藉此文集之成在此敬悼曾老師辭世三周年，並選用他的遺言作結：

　　城市的興衰本來無甚特別，他或許只代表難以避免的區域性資源重新配置。不過，如果走向下坡是因為社會內耗、定位不清或策略未能貫徹而導致，並連同幾代人辛苦累積的有形及無形資產浪費掉，就比較可惜。更諷刺地，那種「命運」不會源於財富和權勢的欠缺。要慨嘆的，倒是肯為香港拼搏的優質人才難尋。（2015b：265）